站在“十二五”与“十三五”交替的重要节点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目标能否如期完成?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空间?结构性改革将带来怎样的预期?
目前,中国实际GDP增速已经下滑到7%以下,而且通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是挥之不去。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中国肯定无法完成这次翻一番的目标,作为一个人均GDP只有7000美元的国家,中国依然保有维持7%以上增长率的潜力,需求不足不应该是常态,通缩也不应该是常态。
中国要顺利完成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就需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改革措施来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活力,并继续实行逆周期政策操作,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
对于当前被高度关注的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未来几年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这三大难点将获重点关注。
逆周期宏观政策作用几何
2015年3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增速快速下滑,政府稳增长的立场更加坚定,8月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比如2次降息、100个基点降准、汽车行业购置税减免、首套房首付比例下调、公共项目资本金比例下调以及大幅增加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来补充长期投资项目资金等。
分析认为,2016年,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将同时采取减税(营改增改革)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形式。“我们预计,预算赤字将从2015年的1.6万亿元(占GDP的2.3%)扩大至2016年的2.1万亿元(占GDP的2.9%)。”
同时,国债发行量或将明显增加,为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支持。比如,高端制造业、环保和新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房和以及部分物流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
除了扩大财政赤字,政府还将加杠杆并调动更多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
具体举措可能包括,地方政府将继续实施大规模的债务置换,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发行将继续在财政刺激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多财政存量资金将得到盘活,从而降低政府储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这样的宏观政策环境下,梁红预计,2016年第三产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物流行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将维持较快增长。同时,大消费领域的高增长行业将继续受益于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
宽松货币政策将减轻总体财务负担
考虑到基准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并且实际利率(存款基准利率减去CPI)已经为负,2016年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空间更大,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我们预计,2016年上半年央行还将对称降息一次,全年可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600个基点。”
而随着基础货币扩张放缓,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提高货币乘数,将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此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还有配合国债发行规模增加的考虑。
在此背景下,预计2016年加权平均融资成本将继续下行,从而会进一步减轻总体财务负担,尤其是企业部门。同时,2016年无风险利率或将继续下行,实际意义上的无风险金融产品收益率或将趋同于国债利率水平,短期收益率的下降空间可能更大。
三大改革领域将被重点关注
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在中央的部署下,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得到落实,并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促进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其中,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最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是未来几年值得重点关注的三大改革领域。
首先看国企改革,未来几年,国企改革很可能将侧重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整体竞争力。
基于这一侧重点,国企改革的关键应在于优化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的市场化运作。而其具体举措可能包括竞争性行业的企业管理团队可能从市场招募而不是由政府任命;管理层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可能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有所推进,放开更多行业对民间资本的准入;加快国有资产的兼并和重组;提高分红比率;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内容。
其次,财税改革有望通过营改增和养老保险改革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将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并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中金公司估计,2016年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可能达2000亿元左右。
此外,“十三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的落实有望在未来许多年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推动内需增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一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但只有不到40%的人口拥有城镇户口,由于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许多没有户口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对在城市落户或进行长期投资感到犹豫;另一方面,户籍的差异阻碍了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转移。
预计,“十三五”期间政府将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差别,推动数量最多达3亿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而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政府或将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以明确个人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并建立一个较为有效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土地制度改革有望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其影响将堪比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