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当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校园暴力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关注。在公众普遍的不满与愤怒之下，有一种声音很有市场，即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动用刑罚严惩校园欺凌者。对这一主张，需要认真辨析。

客观地说，当前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因为过度关注而被夸大了。西方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相较而言，我国的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根据笔者今年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超过30%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然而，试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校园暴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都行不通。在我国，以14周岁为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刑法发展与进步的结果。提高而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从我国近代第一部刑法典至今百余年来刑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便将刑事责任年龄确定为14周岁，1997年刑法典则进一步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之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限定为故意杀人等八类。如果以今天生活条件好、青少年发育早作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基础，并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是否成熟，除了生理的标准，还有心理和社会的标准。现在的孩子尽管生理发育提前了，但心理发育却并未能同步提前。尽管校园欺凌“可恶”，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孩子之间的互相欺凌乃至实施其他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长中”的现象。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而会“不治自愈”。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也是违背未成年人成长规律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当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面对校园欺凌现象频发，要更多反思家长、学校、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首先，要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低龄未成年人，要有“以教代刑”的教育措施，绝不能一放了之。为此，除了要考虑完善和激活已有的责令父母管教、工读教育、收容教养等非刑罚措施外，还要考虑设计更加完善、系统且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教育措施。

“熊孩子”的产生与父母的失职密切相关，对于失职的父母要有必要的约束与教育措施。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父母进行强制亲职教育，教他们怎么做父母，直至给予必要的处罚。学校也要切实履行好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责任，尤其是法治教育的责任，要教育学生尊重生命，树立行为底线意识。社会各界也要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例如对于网络上随处可见、肆意传播的校园欺凌视频，有关部门不应坐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