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劭强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的“新消法”实施一年后，2015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3倍。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行为之外，采用调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方式进行敲诈的案例屡见不鲜。（7月25日《新京报》）

正如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梅所说，定义就是杀戮，越清晰的概念可能越无法涵盖所要描述的对象，甚至可能在信息的选择和舍弃中造成新的误解。如何定义“恶意打假人”呢？所谓的恶意该如何判定呢？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对打假性质的认定，但是新闻却没有对“恶意打假人”的概念做更多解释。

在“恶意打假人”的概念提出之后，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精准“画像”，以便在判断时能够比较容易地“对号入座”。想要对“恶意打假人”准确画像，必须弄清所谓“恶意”是道德层面的界定，还是法律层面的判定。“恶意”是一种内在的动机，仅从道德角度很难界定清楚。以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为例，如果职业打假人认为自己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一种合法举动，买假之后的索赔是应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对制假卖假者的打击和威慑，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恶意；对于被索赔者来说，知假买假者就是刁民和恶棍，他们知假买假的目的是钻法律的空子，借机敲诈勒索，这当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恶意。

同时，必须对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和调包之后的敲诈进行区分。从结果看，两者的确有相同之处，都是以手中的假货进行索赔。但是，具体分析，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的假货来自商家的售卖，打假人只是知假买假并以此索赔，在其索赔过程中并不存在弄虚作假的调包，也不存在无中生有的敲诈；而后者为了达成索赔的目的，不惜以调包的形式人为制造“假货”，并以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所谓的索赔，其性质已经不属于传统表述中的打假，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无疑。

在法律层面上，这个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只有主动的违法行为，才能被认为具有实际恶意；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只要没违法，就无从对其动机进行准确判断。（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