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命线”，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种子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实现从传统育种向精准育种发展。当“育繁推一体化”种企在研发育种道路上不断加速的同时，不甘被淘汰、兼并的中小型企业和新兴企业如何在分子育种等新科技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种业科研公共服务平台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认识专业化服务平台。

    实实在在的差距让平台应运而生

    2011年是中国种业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个年份。2011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下称《意见》），把中国种业定位为“基础性、战略性的核心产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鼓励发展“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2011年秋天，为探索中国种业如何尽快做大做强的发展之路，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带领一批由国内大型种子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美国参观学习。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包括杜邦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先正达公司在内的12家种子公司，发现中国的种业研发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之间的差距大约有20年~40年。

    中美之间在种业研发方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首先，从玉米全国平均单产来看。美国的全国玉米平均单产在1972年时达到每亩813斤，在2013年达到每亩1333斤；而我国的玉米全国平均单产在2013年时达到每亩789斤，是美国同期水平的60%，还不到美国1972年的水平。如果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我国的育种水平与美国的差距是40年左右。其次，从育种技术手段来看。跨国种业大公司已经在分子育种方面尝试了大约25年，并已经成熟地使用了该技术大约15年；而我国种业公司对于分子育种还处于概念阶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广应用。再其次，从研发投入水平来看。美国杜邦先锋公司和孟山都公司2013年的研发费用分别达到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占公司年度销售额的10%~13%；而国内种业公司，以育种实力最强的山东登海种业为例，2013年的销售额是15亿元，用于研发的费用大约为6000万元左右，占其销售额的4%，不到杜邦先锋公司研发费用的1%。

    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我国种业公司该怎么办？如何才能够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政策层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2011年的国务院8号文件（即上述的《意见》）和2013年的国务院109号文件，重点强调的是公益性科研单位要逐渐退出商业化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的育种体系，并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在执行层面，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做出了既切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努力和尝试。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积极倡导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种业公共研发平台，这包括以玉米分子育种为核心的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玉金标记”），和以水稻分子育种为核心的华智水稻生物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水稻”）。

    《意见》出台后，我国种子企业数量由2011年时的87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大约5200家，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种子企业的数量依然众多，每个公司的规模和财务能力依然薄弱。另一方面，国内种业公司的研发把95%的财力和物力都用在传统育种上，分子育种等新技术限于财力、人力等因素而无力进行大规模实质性的应用。在这种形势下，有效整合政策、资金、技术资源，并联合我国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共同建立公共的现代种业研发平台是现阶段我国种业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