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量中老年农民留守农村，虽然农民进城了，农村耕地却很难规模经营，小农经济仍是汪洋大海，农业现代化也颇困难。正是当前中国式的农民多次往返于城乡间的城镇化，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遇的艰险提供了缓冲，也是未来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保持着"发展中的稳定"。城乡二元结构有效缓解和消化了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农村稳定的基础。未来20~30年，中国农业GDP占比将继续下降，但农村人口将仍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

　　农村是否可以保持稳定，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战略选择，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以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产业升级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来看当前三农政策，就可以对当前主流的三农政策话语作进一步的讨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

　　让进城农民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风险，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保留进城农民宅基地因此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民与国家的合谋，是风险成本而非浪费。

　　记者：现在有一种认识，当前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却没有退出，出现了农村人口减少和农村宅基地面积扩大的倒挂。您是否认为农民进城却仍然占有宅基地是一种严重浪费？

　　贺雪峰：宅基地和住房的最大特点是不可移动，因为不可移动，在不同区位的住房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过去上海流行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即是如此。农民在农村的住房与已经形成经济聚集具有规模效益的城市住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进城农民工之所以仍然要保留农村住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进城农民工对自己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有清醒而且理性的判断，就是仅仅依靠打工收入，他们即使在城里买得起房子，也很难全家在城市体面生存。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在城市难以立足，还是要返回农村，且回到农村居住比较舒服。他们留下农村住房，是为了防止进城失败而留的退路，这是一种风险防范机制，是退路也是基本保障。

　　保留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给了进城失败农民以退路，从而也就给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进城失败农民不再能退回农村，他们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就成为"发展中不稳定"的重要助推器。中国之所以可以保持"发展中的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城失败农民有退路。

　　因此，让进城农民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风险，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保留进城农民宅基地因此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农民与国家的合谋，是风险成本而非浪费。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改革作了重要部署，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领域，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的征地制度引起了很多非议，您如何看待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及其所引发的非议？

　　贺雪峰：对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存在诸多非议，但我认为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极其重要且精良的制度，是助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是中国最大的制度红利。从我们在全国的调查来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民都盼土地被征收。道理很简单，征地补偿远高于农业收入，且征地往往还要拆迁，而拆迁所获补偿更是远高于征地补偿。

　　农民盼征地、盼拆迁这是一个被刻意忽视的常识。农民要求更高土地补偿，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并非提高了征地补偿，农民就会减少分享更大利益的要求，征地冲突就会下降。实际上，最近10年，全国各地征地拆迁补偿都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征地补偿而发生的冲突却更普遍且更激烈了。这就说明，并非仅仅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就可以解决征地拆迁冲突。

征地拆迁的农民并非全国农民，而只是城市近郊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只占全国农民总数的大约5%。实际上，这部分征地拆迁中冲突巨大，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利益受损严重的农民，却是中国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即使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面，这部分农民所得利益及其经济状况也远好于全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