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通过慈善立法,让我们的慈善事业像金鱼缸那样透明。慈善只有透明,才能赢回信任和尊重。”湖北省武汉市人大代表甘金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近日在武汉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甘金华再次提出“加快慈善立法,促进和谐发展”的建议。

“苦”做慈善17年的人大代表

1994年,甘金华开始捐钱捐物帮助他人。迈开了做慈善的步子,甘金华就没有停下来。截至2012年年底,他捐出的善款粗略统计已达2000多万元。

“这么些年,我感触最深的就一个‘苦’字。”面对《法制日报》记者,面相和善的甘金华坦言。

甘金华的“苦”,源于捐每一笔钱,他都要亲力亲为。

2008年冬,甘金华花23万元买了两卡车棉衣,亲自送到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绵竹市、汉源县、汉望县三个地区的多所小学、初中和高中。

甘金华亲自给孩子们穿上棉衣。“摸着孩子们渐渐暖和起来的小手,我很高兴,觉得这辛苦值得。”甘金华说,这一趟下来,雇卡车、坐飞机,来去路上就花了5天时间。

做慈善一定要亲力亲为,是甘金华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说,这个规矩,起于自己曾吃过的“善款未被善用”的苦果。

004年到2005年间,一位在镇政府扶贫办工作的朋友找到甘金华,请他出资12万元为镇里的学校购置课桌椅。

“他们当时说厂家已联系好了,就差这12万块钱。钱一到位,就能开始生产。”甘金华说,了解到学校确实比较困难,就捐了钱。

几年后,已经调离那个镇的朋友私下告诉甘金华,他捐出的12万元,有3万元为学校花了,剩下的9万元买了桑塔纳,作为镇上办公用车。

“17年来,在我的生活中,60%以上的精力和金钱都花在慈善上,而其中大部分精力又用在怎么花钱上。”甘金华说,这种“苦”源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慈善体制,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完全相信的慈善组织,所以特别希望能通过慈善立法来为自己“减负”。

慈善组织赢得信任要靠透明

甘金华这种“点对点”捐助模式,“苦”得不只是他一个人。“公司办公室的秘书都换了四五任了,他们不是能力不强,而是压力太大——花钱之前要核实、花钱之后要追踪。”甘金华说,没有几个人能长时间承担这种压力。

甘金华说,做了这么多年慈善,其实自己也希望能有一个组织能够让自己“相信”,能有专业人士来做慈善,但目前国内各种慈善组织鱼龙混杂,缺乏公信力,让我们想捐都不敢捐。

1月9日,《法制日报》记者从湖北省民政厅获得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共有2.3万余家,其中公募性慈善(总)会共116家,省直公益类基金会54家,还有近700家慈善超市和慈善工作站,民间“草根”公益性组织也大量出现。

湖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彭文洁坦陈,目前公益组织的捐赠管理确实不够规范。“一些不具备公益募捐资质的公益慈善机构,也在公开开展募捐活动；多头募捐、重复募捐现象比较严重。”彭文洁说。

不具备公益募捐资质而开展募捐活动,这样的事曾多次被湖北省慈善总会宣募部主任谭光华碰到。他说,如今一些媒体喜欢倡导大家捐钱,实际上这些钱怎么管理如何使用,媒体往往无力承担,最后能否做到“善款善用”也是个悬念。

甘金华认为,要做到“善款善用”也不是非常难的事,关键是“慈善组织要透明如水”。“捐的钱到哪里去了,至少要把使用情况给捐赠人一个反馈。”他说,慈善组织应当公开自己的办公经费等这些正常开支,毕竟做慈善是需要成本的。

“献爱心需要成本,这应该成为国人的一种共识。”谭光华也认为,未来的慈善立法应当将公益组织的经费问题进行明确,慈善组织也没有必要对此遮遮掩掩。

立法应明确监督制约机制

2006年,在连续做了11年慈善之后,甘金华当选武汉市人大代表。2007年,他递交书面建议,吁请加快慈善立法,当时有11人附议。时隔6年,他再次提出慈善立法建议。

在甘金华眼里,未来的慈善立法应该在三方面有所突破: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税收优惠和权利保障以及在慈善领域引入竞争和效益机制。

“立法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十分必要。”彭文洁说,目前慈善机构大多挂靠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由其在职或退休的领导任机构领导,依靠行政手段开展活动,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慈善事业长期健康发展。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认为,慈善立法应设定慈善组织的准入机制,对主体资格作出明确规定,以减少打着慈善幌子为自己谋利的行为。

谭光华介绍说,目前湖北省慈善总会开发了一套公示查询系统,未来捐赠人和受捐人都可以看到钱用到哪里了,把慈善捐赠的整个流程都放到网上。

“立法还应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监督制约机制,让出现问题的慈善组织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做到制约有法可依。”秦前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