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2014年澳门博彩业低迷，则让凭赌业上榜的4位香港富豪财富大幅缩水。换言之，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香港富豪接班一代，擅长在港澳地区赚内地人的钱，但一旦孤军深入瞬息万变的内地市场，天然的隔膜感就会影响他们的判断。

2015年福布斯香港50富豪榜发布，毫无悬念地，李嘉诚继续在首富的宝座上坐得稳如，他的财富比去年增加了15亿，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富豪榜公布的当天，李嘉诚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长实与和黄将重组为两家新公司，而且注册地迁至开曼群岛（此前长实和黄注册地为香港），这等于李嘉诚将旗下实业资产，变相迁册海外。

排名第二的李兆基拿到财富增长冠军，其净资产增加50亿美元，增幅达到25%。与此相对应的是自港府2013年初推出高达15%的买家印花税和征收双倍印花税的“辣招”后，两年间香港楼价又升了超过20%，并且截至2014年11月已经连升8个月再创新高。

而2014年澳门博彩业低迷，则让凭赌业上榜的4位香港富豪财富大幅缩水。如果不是因为阿里巴巴上市，将其副主席蔡崇信以68.5亿美元的身家送上财富榜第九的宝座，那么这份榜单就会像往年一样平平无奇，前20名富豪始终在那些长期被人们所熟悉的香港老牌大亨中产生。

过去十多年间，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从2003年的非典以来，香港经济不进则退，在内地的竞争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已不复当年之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是《2014年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香港自2004年以来首次排名跌出三甲，跑输新加坡，位列第四。而在2014年3月《经济学人》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研究报告中，上榜的23个国家和地区中，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英、美、俄、香港、新加坡，其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程度均排在中国内地之前。尤其号称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以超过第二名俄罗斯3倍的大比分“独占鳌头”，财富集中度接近80%。

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有两个：一是与其他22个国家和地区相比，秉承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香港政府管治最少，权力也最小，但其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却最高，而且远超第二名；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宣扬的政府越少干预，市场竞争越充分，寻租行为越少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二是香港政府处理程序性事务效率高，也少有贪腐传闻，但对降低裙带资本主义却毫无帮助。

我们在香港会看到：电力由两家企业供应，一家在香港岛，另一家在，这两家高收费垄断企业掌控了从发电到配电的全部环节。货柜码头是寡头垄断，它们收取全球最高的码头作业费，却不为船舶提供岸电，导致船舶只能使用发动机，污染香港的空气。房地产市场被几个大家长瓜分，他们之间的市场份额格局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实，这十几年间，富豪榜上新面孔的缺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香港的大地产商以回归前就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享受廉价地皮同时也因公共服务专营权和垄断地位获取稳定可观的利润。高地价与高生活成本，阻碍了年轻一代创业之路，换言之，一批“李嘉诚”的诞生以及其经济利益格局的日益稳固，堵死了下一批“李嘉诚”上位的路。

2012年，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近40年来新高，仅次于中非共和国。可以说，富豪身家年年刷新纪录的香港，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

曾经被称为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大脑”的智经研究中心的智库，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香港青年过去20年向上流动的报告，指出在当下的香港，从事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青年从业员大概占到青年工作人口的四成。由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成功创业的人士比以往少，反映创业营商环境较以往困难。就算成功经营一门生意，也难以将之扩充至20人以上的企业。

某香港富豪家族中的第二代里的一位中年企业家，曾经在与福布斯中文版记者的交谈中，对内地大型快递公司的破产个案感觉十分困惑（其家族长期从事物流基建业务），他无法理解为何从不用承担资金沉淀压力，仅收取服务费的S模式会遭遇危机。但另一方面，出身香港精英阶层、有着丰富海外工作经验的他，尽管对建筑、酒店服务这些香港传统见解精微，但对于内地的电商、地产高周转开发等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愿涉足。换言之，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香港富豪接班一代，擅长在港澳地区赚内地人的钱，但一旦孤军深入瞬息万变的内地市场，天然的隔膜感就会影响他们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