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润、宝能6月30日撇清“一致行动人”关系，宝能系表态欢迎并真诚希望管理层中的优秀者继续留任万科，“万科股权之争”似乎迎来了峰回路转，但“水落石出”之说仍在。

　　万科作为一家知名的公众公司，其持续一年多之久的这场商业“战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及公众关注。虽然宝能系是否恶意收购还未能定性，王石以及万科管理团队的去留还是未知，但细数这场“战役”，暂未见赢家。

　　王石的刚烈、执着，宝能的“玩狠”，华润的强势反转，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及聚光灯效应面前，三位大佬因性格差异巨大，而使得一场商业利益博弈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博弈。

　　“凡成大事者，必先知人，知人者必先知己，知己者必先知心。”曾国藩的这句名言，在当下的经济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而万科事件中的各方，显然心理战打的并不漂亮。

　　针对此事，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专家彭凯平教授。

　　性格决定了战役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就目前进展而言，公众及参与万科股权争夺战的各方，大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彭凯平：在万科争夺战上，目前存在三种幻象：

　　第一是戏剧与生活的幻象，彭凯平认为，万科是实实在在的公司，一举一动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这场斗争却演变成三个男人之间的戏，这是需要纠正的。这里面不能有义气、冲动，然而这场戏越来越具有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对商业和生活都具有不利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的戏剧与生活的幻象；

　　第二是形象与现实的幻象，“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王石、姚振华、傅育宁，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期望去塑造心中的形象，而这种主观意识往往具有错觉性”，这是所谓的形象与现实的幻象；

　　第三是受众自己的心情与当事人真实意图表达之间的幻象，彭凯平认为目前受众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王石或者其他人身上，将他们变成我们自己希望的人上。

　　《中国经营报》：宝能的行为改变还有其他因素吗？王石作为万科的旗手多年，应该是“久经沙场”，但这次舆论认为其力不从心，为何？

　　彭凯平：姚振华是典型的商人，广东潮汕商人具有胆子大、作风泼辣、稳准狠的性格，这些性格让他在最开始抱有志在必得的信心。但王石性格刚烈、太生硬、不通融，不按生意人的思路出牌，结果变成了一场社会舆论的游戏。

　　此外，王石和姚振华都是深圳出来的，王石可能对姚振华的杠杆运作很反感。一个追求名，一个追求利，就如两个在不同道路上行驶的车，无法在一条道路上前行。

　　至于王石。市场的形势已发生巨变。之前房地产行业只要按照游戏规则就会赚到钱，资本无为就可以。但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需要转型，包括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商业运作的转型。但王石的心态并没有随之变化。

　　宝能看中的是万科的品牌和管理团队，可以用作资本运作，而不是万科的房子。或者，宝能试图通过商业运作收购小股民的股票。

　　宝能的“偏激共振”现象

　　《中国经营报》：从心理学上该如何评价宝能的行为？

　　彭凯平：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偏激共振”，即小众范围内的讨论、内部讨论往往是平和的，但是当大范围内的讨论就会产生偏激共振，就会影响人们往激动的方向去做。这个理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心理学教授詹姆斯通纳发现的。

　　简单说，就是你把一组人组织到一起，问一个问题，一开始大家的观点还是很平和的、中庸的，但是越讨论越偏激、越偏激就越极端，最后就很极端。

　　就像，还有很多公众讨论都会走向极端化。

　　宝能的行为我估计也是一个偏激共振现象，提请罢免董事监事的行为，就是在这样一种万众瞩目、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一种偏激行为。

　　这也就是说宝能随着事件发展而做出的决策与最初的目的发生明显偏差的原因之一。

　　《中国经营报》：这种理论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万科为何这么受关注？

　　彭凯平：这就涉及心理学的另外一个概念叫聚光灯效应，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很多人关注之后，就像你在舞台上，光打在你身上，你的心态是发生一些变化的。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受到很多人关注，也会对很多人产生影响，你会觉得自己没什么退路，必须不断往前走。你觉得你必须言行一致，不能有任何不一致。

　　这就是聚光灯效应产生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在这种心理下，本来是可以变通的事情，你不能变通，因为人们会认为你出尔反尔；本来可以妥协的事情，你不能妥协，怕别人觉得你不够英雄好汉。所以这种聚光灯产生的暗示作用，会让人的行为发生扭曲。

　　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关注的不是你，而是这个事件本身对他的意义。清楚这一点，处理问题就会变得淡定、平和、不骄不躁、不急不忧。

　　但我们发现“聚光灯效应”是很难改变的，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事情看得很重要，其实没那么重要。

　　“聚光灯效应”在全球都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具有自敛、自责、自查的性格，因此“聚光灯效应”在中国可能体现得更明显。

　　《中国经营报》：王石最早说“不欢迎”宝能，到近日的发言中多次出现“致歉”、“妥协”，你怎么看待这一变化？

　　彭凯平：我觉得这是他真实情感的流露，王石做事情不像那种老谋深算的人，否则他也不会是现在的处境，这种气氛下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去说的有点儿过了。

　　所以，从他的表现是能看到妥协的意愿。

　　王石的性格是结合了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喜欢不断探索追求，喜欢高调，喜欢聚光灯，喜欢影响其他人，所以他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道歉。虽然前几天他公开向姚振华道歉，但显然有点晚了。

　　资本市场上、商场上，可能不是英雄主义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商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讲利益共享的，懂得分享特别重要。

　　商业的基本规则，是让别人发财，自己才能发财，平等的交换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忽视的市场经济道德作用。

　　输在不“知心”

　　《中国经营报》：具体到万科事件，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事人的失误又在哪里？

　　彭凯平：谙熟心理学的企业家有很多，比如李嘉诚先生，李嘉诚成功做生意的秘诀，就是让利六分，即任何人都让你得到你最想得到的东西，然后你再给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通晓人性的体现。

　　再看万科事件，王石连华润最后想要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应该是他没有认真领会对方的意图、愿望、需求和感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再说宝能，这么“狠心”地提请罢免董事、监事，就等于赶走了万科最重要的资本，即管理层。实际上，宝能要是真想控制万科的管理层，可以分化一些人，控制一些人，而不是把核心管理层全给罢免。

　　《中国经营报》：这个事件之后，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彭凯平： 第一，生意人一定要尊重市场经济，它是有规则，有情怀的。要学有专攻，心无旁骛。现在我们搞经济活动的做法很多都不专业。

　　第二，我们要有一个集体意识。现在，商学院教育和商业实践特别讲究战争，博弈、竞争，但是商业活动不是你死我活，不要动不动这个战争，那个战役。市场经济讲的是双赢。企业越得越大，互惠互利的成分越多。这是一个和其他经济形式不同之处。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但这个原则基本上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都是资本家、都是剥削、坑蒙拐骗，无奸不商，其实是大错特错。真正的市场经济，都是道德经济。没有道德的经济活动，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比如垄断经济，他是不道德的，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只能在我这儿卖。市场经济有竞争，应该是公平竞争。它有交换，强调的是平等交换。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第三，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化意识，企业家要培养一种修养、修行，多看书，多学习，这不是说去哈佛、清华、北大“晃一晃”就行了，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读书，惟读书则可改变气质，它会通过你的气度，品味，智慧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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