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要卸下随身金属物件，单独检查包裹，甚至扫码才能领取凭身份证号提前制作的进场证件……3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安保严格程度堪比“两会”。

从协会的架构配置来看，它完全有别于民间企业联盟式的小打小闹，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规格：来自“一行三会”背景的官员并不是作为仪式的剪彩嘉宾亮相，而是身居协会的核心要职，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上海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屠光绍也现身讲坛致辞，这些都为当天的大会平添了几分严肃色彩。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比较，现场气氛只有每年一度的陆家嘴金融论坛可堪比拟。

从传统金融到P2P众筹，几乎与“互联网+”金融概念沾边的行业无一缺席。尽管提前规定了每家企业只能登记一位与会者，会场内仍是一座难求，后两排的媒体座更是摩肩接踵，许多记者全程站立，只为一睹这场全程近两个小时的行业盛会。

一切都显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是衔着“金钥匙”诞生，曾经被认为青春叛逆的草莽行业忽然戴上了官方的冠冕。而就在大众一路高歌新的互金大时代即将来临时，不少业内人士也在沉淀理性的思考：究竟这个巨无霸似的“大管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

微妙定位

从协会的组织架构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是央行牵头，会长李东荣是央行原副行长，秘书长陆书春则是央行科技司在职副司长，10位副会长还有3位分别来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样的配置无疑会使协会更多地以官方形象示人，同时又因“官本位”而受到质疑。

“理论层面可能会招来批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很难找到一条更合适的路。因为金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没有监管部门高效协同，其实协会本身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恰恰正是有前央行副行长这样的角色加入，以及银监会的各个组办、局级、副局级单位的官员参与进来，协会才能真正运行下去。”网贷之家CEO徐红伟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落地之前，地方性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已经先行一步，不仅获得了正式名头积极运筹，更纷纷做出地方性的规范试验。比如日前江苏、上海、广东三地互金协会先后发布了相关P2P平台信息披露的指引，十省市的互联网金融协会组织更在深圳力推“行业自律公约32条”。

据记者观察，这些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多以P2P为主体，央行分支机构为指导单位，属性是行业自律组织。在徐红伟看来，如今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大管家”一统江湖，则是为自律赋予了监管的意义。

“国字头协会中，在职的副局级领导直接担任秘书长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行业自律与监管部门的相互配合其实是这个机构的微妙之处。”徐红伟对记者解释，“尽管协会对外说是行业自律，但实际上官方也有很强的沟通需求，某种程度上它更像一个缓冲器，代表着官方的调研或者政策出台的基础，未来监管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细则讨论，肯定都是由协会来完成的，而会员单位的一些被协会定性的违规行为，也会由监管部门来处罚，其中会有一种协同效应。”

零壹财经研究院院长李耀东也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因为由央行总行直接指导，所以协会的权威性更强，在整个行业规则、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方面将发挥较大作用，“未来全国互金协会更偏重于适用整个行业的顶层制度建设层面，而地方性协会则进行落地的协调。”

国资民资争议

被称为“大管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甫一落地，便承载着许多期待，也招来一些争议。比如关于会员单位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引起各方关注。记者注意到，10名副会长去掉“三会”背景的3位人士和1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员外，其余6名分别来自银联、农行、蚂蚁金服、中国人保、华融资产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除蚂蚁金服外，其余都是“国字头”的大型金融机构。不少人士质疑，在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由这样一群来自国资的人士主导，是否妥当？

而在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里扮演绝对主角的P2P沦为配角。据悉，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代表共计437名，银行机构84名，证券、基金、期货公司44名，保险公司17名，来自其他互联网金融新兴企业及研究、服务机构292名，其中P2P只有40家入围；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42家理事单位中，银行机构仍占最大比重，占到30席，证券及相关企业12家，保险及相关企业6家，互联网金融企业94家，其中仅16家P2P入选。

不少圈内人士呼吁，这次入选的P2P公司一般都具有国资或上市公司背景，协会应该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论才干”，多吸纳优质的P2P平台进入，做出榜样和示范。

在入选的理事单位开鑫贷总经理周治翰看来，与传统金融的交流将带来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传统金融的支持，传统金融的转型升级也需要互联网金融带来灵感和想象力，协会把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到一起，可以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机构的专业性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灵活性，会员单位之间、会员与协会之间、会员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各种交流有利于政策法规落地实施。”

李耀东也认为，作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互联网金融本身涵盖了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和新兴P2P等机构这两个维度，参与的机构类型多样化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它下面应该会成立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针对P2P平台成立专门的P2P委员会，针对众筹公司成立众筹委员会等，这样能有一个分条线的调控，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协会可能会往下做一定的细分。”李耀东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从细分的角度看，P2P企业在行业的架构中并不少，比例还是合理的，而且具有比较强的行业代表性，将来可能会面向某一个行业推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规范细则。”

失信黑名单

除了顶层制度规范外，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全国性的互联网金融协会诞生后，不少企业最渴求的是一张行业共享的“失信黑名单”。爱钱进CEO杨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开放征信平台、分享信用记录是协会最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最需要的，之前这个平台的客户信用信息是不纳入官方信用系统中的，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假如某个客户在互联网金融平台违约后，他在银行系统里的信用等级还是良好的，这无形中降低了劣质客户的违约成本，而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为此付出大量的额外资金和成本，对企业生存是不利的。”在杨帆眼中，加入协会获得的信用背书反而是次要的。

“更希望协会成立以后，不要仅仅只是挂了个牌，而是能够真正把事情做下去，向官方传递P2P等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一些需求和声音。”杨帆如是说。

周治翰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协会的重要职能就是信息收集和互通，“关于数据采集和信息共享，协会一方面已经听取了部分会员单位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并尝试人工手动报数，监测这些会员单位的日常数据记录、分析情况；另一方面协会也在搭建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系统，已就系统的技术方案向部分会员单位征求了意见。”

他向记者透露，在成立前夕，协会已经开展了建设信息共享系统、制定信息披露细则等多项重要工作，协会的系统搭建完成后，有望更方便地让会员单位查询行业“黑名单”等信息，遏制多头借贷的情况，加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水平。

“经过几年发展，目前各家平台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相互之间不连通，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如果协会能够建立起共享的数据库，方便数据提供方之间相互查询失信‘黑名单’，无疑将大大提高网络借贷平台的风控能力，更好地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周治翰这样建议。

退出难题

从目前协会公布的会费标准看，未来要实现这样的数据库并不会短缺资金支持。根据协会公布的各级会费要求显示，副会长营利性单位10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40万/年；常务理事营利性单位8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30万/年；理事和监事营利性单位6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20万/年；普通会员营利性单位2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1万/年；个人会员暂不收费。据计算，这意味着协会一年的会费收入高达亿元。

“如果以基金协会的会费来看，这个价格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把它当做地方性协会来看，会费则是偏高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强组织关系的协会，而不是松散的组织架构，这么多官员直接进入，它实际要承担的职责、要提供的服务是相当多的。”徐红伟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对协会会费的看法。

他认为，目前协会潜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如何搭建退出机制。“在中国，退出机制始终是一个问题，对协会来说，退出意味着要当恶人，但如果出了问题不能很有效地执行退出，协会的威信会渐渐销蚀，如何在人情公关甚至利诱的影响下保持公正性，关系到协会自身建设的成败，比如说如何构建发现机制，在何种程度的惩罚措施下迫使企业退出等。”

事实上，目前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已有一些意见雏形，但总体仍然比较粗糙，中间涉及大量执行层面的问题。“比如说P2P平台要主动退出，政策意见栏现在说要在退出前几年报备，但光报备是不够的，平台的存量业务怎么办？是依靠协会托管，还是通过资产迁移转让的方法转到另一家机构？这些具体的问题非常复杂，都有待后来理清。”李耀东对记者补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