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本出路之一是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表面看是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实质是国民消费能力不强，内需长期启动不了，其根源之一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根本出路之一是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必须调整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为计划经济阶段。国家实施“高积累、高速度、低消费”政策，在落后的民族经济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但高积累导致了国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第二阶段（1978—1991）为改革开放前期阶段。国民收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体制，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增长了1.12倍和2.17倍，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第三阶段（1992—2006）为市场经济加速发展阶段。国家实行分税制，较为广泛地推进包括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在内的市场化改革，鼓励要素参与分配，且其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在初次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国民社会福利待遇降低，消费预期下降，储蓄倾向趋于加强。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从而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从国民收入分配分析看：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
二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
三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并呈不断下降趋势。1995年以来，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
四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86年的1.86∶1扩大到2008年的3.31∶1。全国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4。
从国民收入支出分析看：
一是投资率持续攀升。1978年—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而我国投资率，“六五”期间为34.5%，到“十五”期间达4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
二是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消费率从1981年的67.5%下降至2005年的52.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70%—80%的水平。
三是国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比例下降，政府消费比例上升。1978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8.6%、政府21.4%；居民消费比重中农村居民62.1%。到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2.7%、政府27.3%；居民消费比重中农村居民降至25.6%。
四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投资逐年下降，出口增速最小，消费持平。
五是政府没有很好发挥国民收入调节功能。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再分配收入有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没有发挥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下降、内需不振、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根本原因。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迫切需要改革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
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几点建议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确立全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理念。结构合理的消费不仅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讲经济发展，不能只讲生产和流通，而忽视消费对经济拉动的重要作用；讲优化经济结构，不能只讲优化产业结构甚至工业结构，而要进一步处理好生产与生活、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等经济关系。当前影响我国扩大内需和居民生活的原因，既是体制性的，也是结构性的。
（二）宏观经济政策应进一步向消费倾斜，着力扩大即期消费需求。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采取的政策，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二是积极稳定外需，促进出口；三是兼顾消费、市场、民生、社保等。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央采取上述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但要看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即期带动是有限的。同时，我国将面临外需长期低迷的现实，应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来抓。要借鉴国外应对危机的有益做法，通过实施减税、加强职工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措施，扩大消费。要倡导现代消费理念，引导和鼓励居民适当超前消费。要继续搞活流通，完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加大农机、家电下乡力度，稳定城市房地产市场，促进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要大力发展社区商业、物业、家政等便民消费，加快发展旅游休闲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优化社会结构。要真正转型为大众高消费国家，就必须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规模。为此，一要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更趋合理。要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近年内争取提高到50%以上，适当减少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例。对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行为造成的不规范收入进行限制和调节，实行阳光工资制度。继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缩小银行存贷款利率差，降低企业融资和经营成本，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创造必要条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职工权益。二要加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积极培育和壮大社会中间阶层，为增强社会消费能力提供牢固基础。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和征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重点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以及城市中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人员、无养老金和养老金偏低人员的支持。三要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社会捐助，建立健全扶贫济困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
（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着力改善国民消费预期。建立基本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因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对立，还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提升有效需求，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为此，要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建立与物价和财政收入变动紧密结合的保障基金体系。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争取把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到财政总支出总额的40%以上。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中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各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严格监控商品房市场价格，完善廉租房政策，探索建立民工廉租房供应体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扩大社保覆盖面，不断提高低保费、离退休费、优抚人员抚恤标准。
（五）加强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条件，也是促进社会消费、推动经济社会的基本推动力。要建立健全各级劳动者就业培训体系，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网络。引导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社区等基层就业，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提高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费标准，增加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契机，鼓励农民就近进入中小城镇购房定居，有条件地引导和支持进城务工农民有序转为城市正式居民，防止出现城市或城郊贫民区。畅通社情民意和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完善信访制度，注意处理好日趋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中介机构、民间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作者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