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为2030年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对GDP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
内容选自产业信息网发布的《》
专家：新政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逐步显现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将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方案将于11月13日或14日公布。卫计委相关人士14日对上述言论予以否认，表示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文件还没有见到，至于何时公布，他们也在密切关注中。不过，有消息人士透露，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能不久就会出台。目前社会关注的是，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一旦出台，会带来哪些影响。
挑战
人口红利2013年将结束
“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随着“单独二胎”政策近日即将施行的期待逐渐升温，有媒体报道称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方案将于三中全会后不久公布。对此，卫计委相关人士14日公开表示，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文件还没出台，更没确定。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能不久就会出台。
尽管政策最终以何种形式落地还不确定，但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其中原因无一不指向一个日益明晰的事实———人口红利的消失。
“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根据测算，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个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此外，人口红利计算还依赖于在每个年龄段中的消费量到底有多大。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从历史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
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如果现在不调，可能失去最后一次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机会，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由于人口从出生到成长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生育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早年出生的大量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由于劳动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减速期，如果中国维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未来10年出现下滑。澳新银行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减速的风险，但一些相对容易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能够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其中的一项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提到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蔡昉表示，“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预判
“婴儿潮”难以显现
调整生育政策是否会造成“生育反弹”？多家机构测算，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相反，只有尽快调整，才能避免中国过早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蔡昉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内地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他认为，根据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中国即便放开生育控制，也不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通过政策调整把生育率提高到更加接近于更替水平(如1.77至1.94)，是一种最为乐观的设想。
而根据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小组预测，假设第一步在2014年至2015年间在全国推行“单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只要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第二步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二胎化政策，即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在这种“改革情景”下，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可以从目前的1.45在五年内逐步上升到1.66。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仅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带来婴儿潮，未来十年内中国仅仅增加900万至1500万婴儿。但政策放松，却能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刘利刚认为，如果目前的政策没有变化，同时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的10年至12年内见顶。但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总人口将在2030年附近见顶，即晚于基准情形大约5年的时间，因此，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劳动力人口下降过于迅速。
效应
将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中国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为2030年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对GDP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的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他说。
但是，这样的政策变化可能对某些行业带来直接的影响，可能将使婴儿和儿童相关行业和产品，如奶粉、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明显受益。
此外，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可能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
“事实上，我们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马骏的研究团队研究表明，短期来看，可以明显提高婴儿和儿童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今后几年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将成为劳动力，在“两步走改革”情景下，2030年至2050年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
另外，从长期来看，放松一胎化政策将在未来增加养老金的缴费人数，因此可略微缓解养老金缺口的压力。马骏团队的城镇职工养老金模型显示，与基准情景(假设养老金体制和人口政策不变的情景)相比，放松一胎化政策的“两步走改革”可以将2040年至2050年间的基本养老金缺口(不考虑利息支出)的规模减小约4%。但马骏同时指出，仅仅靠放松一胎政策来化解养老金缺口肯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养老金改革应该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向社保划拨国企股份、调整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相对规模、鼓励商业性养老保险等。
